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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90年代的海南性工作者(组图)

  2006年,摄影师赵铁林写了一本书,取名为《她们》。“她们”是赵铁林镜头里的主人公,是90年代中国海南一批性工作者,赵铁林喊她们“女孩儿们”。

  90年代初,赵铁林在北京生意失败后,生活陷入窘境。他决定去海南,一部分是出于“躲债”,一部分是出于谋生。当时,海南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最开放也最混乱的地区。赵铁林在海口,每天挎着相机到处给人拍照,很快,海口街头的性工作者进入他的视野。

  在海南近8年的时间里,赵铁林拍摄了两万多个胶卷,收入他的镜头的“小姐”有100多位。他深度地拍摄了其中的30多人,完成了10几个主题长线拍摄项目。

  当我们目睹赵铁林拍摄的大量性工作者照片时,看不到他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窥视”。对赵铁林来说,他跟她们之间一直处于平等的亲近关系,某种意义上,这不是阶层身份差异下的刻意融入,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人——落魄、贫穷、自由,同时保留了人性里的某种纯真。

  这种亲近程度决定了赵铁林的观察区别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介入方法,是浸入式的而非旁观式的。他遗留下来的大量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学院式的社会学所缺乏的特质,那就是人及其生存的感性世界和生命力量。

  “我是从‘人性’的把握上,不是从她们所从事的这一职业的深与浅、对与错等某一个具体事件来判断她们的是与非”,赵铁林曾说。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其晚年的作品《美丽与哀愁》里讲述了三个女子的故事。少女音子遇到已婚男子大木,却惨遭抛弃。她离开伤心之地,前往京都,在险恶的社会顽强地生活,最后成为一为有名气的画家。作者塑造了一个日本社会带有普遍意义的女性形象:美丽、哀愁、柔弱而又坚韧。

  赵铁林镜头下的“女孩儿们”虽然看起来“中国语境”更强,却拥有相同的精神特质。16岁的贵州姑娘阿V,和男友小吴离家出走后来到海南,为了生计,有时一天要接待13次客人。她期待有一天赚够了6000块钱就回贵阳,给男朋友开间杂货店,可是她赚的钱都被男友拿去挥霍了。

  1993年,重庆单身母亲小丽为了养活自己的女儿来到海口市,起初她是一名坐台小姐,因为不会逢场作戏,没干多久就离开歌舞厅,去一家发廊当发廊小姐。几年后,海南经济开始萧条,而小丽身体日渐不济,她最后离开海口回到重庆。小丽最大的愿望就是教育好丈夫死后留下的女儿,她把生活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回到90年代的海南,或许更能捕捉到流淌在赵铁林照片里的某种时代气质。

  那是一个淘金时代。1988年,海南被设立为经济特区后,这里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涌向海南,人们称为“闯海”,曾有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赵铁林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海南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每天人潮涌动。闯海的年轻人在海口海府路的省政府门前举着“读书无用?!”的牌子找工作。27岁的潘石屹认识了冯仑和王功权等人,并在海南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随后加入炒房大军中。不久之后,他们成为那一波楼市泡沫中少有的幸运儿。赵铁林的朋友中,既有陈扶立这样“空手套白狼”的假大款,也有“卑鄙男士”这样吃软饭的人,鱼龙混杂,人性张扬。

  疯狂、自由、野蛮生长、希望和绝望,正是那个年代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正如川端康成经历的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年代:充斥着“妓女”、黑市、官僚主义,金钱刺激下的狂欢和失落,对摆脱战败阴霾迎接新世界的渴望,又弥漫着旧秩序崩塌后人性迷失的忧虑。

  回到赵铁林镜头下的“女孩儿们”,在那里,她们是男性的泄欲对象,是路人的窥视景观,落魄者的临时安慰所,也是那些成功者的炫耀工具。可她们又那样的美丽、纯真,为了生存出卖肉体,心里却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生活的渴望。

  回望20年前的海南,昔日的故事不可再现,赵铁林镜头下的“女孩儿们”也将成为历史的尘埃。然而,正如著名摄影评论家鲍昆所言,“未来的人们会感谢赵铁林,感谢他为记录沉重的人类历史进程做出贡献,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这份永远值得警醒的“苦难”见证。”

  赵铁林的主要作品包括《聚焦生存》、《另类人生》、《镜头里的社会》等。2009年,摄影师赵铁林在北京去世。

  赵铁林去世后,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曾撰文写道:“赵铁林的作品里没有奢华和造作,他的眼睛永远关注社会底层——那些无名的百姓,那些贫困的艺术家,那些漂泊的风尘女孩,都在老赵的镜头和文字里栩栩如生,散发着真实的生命的力量。”

  阿V和她的男朋友小吴。阿V姑娘今年(1998年,编者注)2月24日刚满16岁,她年龄不大,却从事着人类最古老职业,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她和她的男朋友小吴(小吴已经28岁,入狱两次,时达五年)自年初离家出走至今已经两个月了。3月初流落到 K(海口,编者注)市后,她已是身无分文。在男友的赞同下,她干起了上面所说的行当。

  阿V姑娘出落得很标致,大大的眼睛清澈如水,完全不像操持这行的其他女人,她们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一种攫取的光芒。这在溽热蒸人,再加上有客人到时,哪怕大白天也不得不关上门,夏天的K市那股腐臭的气味让人几欲昏倒。

  阿 V 会写字,而且写得不难看。她说她有个堂姐在省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和她长得很像。每当提起她的出人头地的堂姐时,她都流露出自豪的样子。

  阿V非常喜欢小动物,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她都要抱过来亲一亲。可惜的是自家的狗往往养不了几天,日子窘迫时,就得卖掉。没有猫、狗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她情绪低落,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去迎接客人。小吴没有办法,只好卖了狗之后再买猫……其实那条狗——是谁都不要的杂种狗。

  那些吃“软饭”的男人闲极无聊时也会对阿V动手动脚或说几句脏话。阿V一天里接待了13个“客人”,挣了380元钱。

  有时生意好一些,阿V请小伙子们到村子外面的小餐馆去吃炒菜。她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前面,小伙子们跟在后面。

  小丽躺在床上。她在海口的“家”不是很固定,居住较长的是龙舌坡297号,钱多时一个人住,钱少时和姐妹搭伙住。

  接待完客人后,坐在床上抽烟的小丽。她每个月要寄300块钱给她嬢嬢(指阿姨,编者注),女儿进的贵族学校一年学费3万元。她希望给女儿最好的教育。

  十庙不是庙,而是一个村子。村里有耕地,地早已被香港“熊谷组”(日本一家建筑株事会社,香港熊谷组是该社的远东分社)买走了,建起了六幢豪华而漂亮的商品楼。

  没有土地的村民们,主要靠出租小屋,做些小生意,或到海岔子里捉鱼捕蟹为生。到十庙来赁屋的人,一大半是飘洋过海,从大陆来“讨生活”的女人们,还有一部分是从本省万宁来K市拉人力车的农民。他们租到的小屋,不是那些已经修葺一新的房舍,而是当地村民遗留下来专供出租的土坯房。每间房租不过百八十元。

  这些屋子差不多都临着海岔子。起潮时,海水会直逼到屋子前面二、三公尺的地方。如果赁屋人是外地来此地谋生的女人,就有劣等脂粉的香气夹杂在又咸又涩的空气中,让人闻了很不舒服。

  小舒屋里只有一领席。她每个月给家里寄300块,她老公家里搞了个女人,她曾写信给他让他改邪归正,警告他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要跟他离婚。

  1993年2月21日,我搬进了英太村229号,月租800元。房东非让我一次性交完3个月的租金,这样我所带的钱已经三去其一了。我添置了简单的家具:一张军床,一个铁皮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简易衣柜、一个煤油炉,一把刀,两只锅子,若干碗筷,这又去掉了1000多元。

  我每天都要去机场东路和那些发廊的女孩子周旋,初步确定纵深拍摄的人选是素琴、小丽、阿云和阿华。小丽在舒心发廊,其余的分别在“午夜牛郎”和燕妮发廊。

  刘建英是个城府不深的女孩,那年她24岁,四川自贡人。家庭情况不很清楚,她老是讲,她有一个男友对她很好,是干“那路”买卖的,钱总是不够花,所以必须靠她在发廊里赚些钱来贴补他。

  阿云和她的朋友。一次是在燕妮发廊的门口,那时我刚认识阿云姑娘不久,她落落大方的待人态度引起了我的兴趣,而且她从不拒绝我在发廊里给她拍照。